1940年，一则传闻开始在华北日军中悄悄：八军装备了一种新式子弹，它在飞行时发出恐怖的呼啸声，在打中人体后会在身体里碎裂，造成巨大的创面。

　　的子弹，它由八军军工部自行生产，今天在“八军太行纪念馆”里还能看到实物。现存的边区造红圆弹

　　比如，从“七七事变”到1938年7月这一年时间里，国共关系较好，因此八军获得弹药不仅及时，而且数量充足。

　　我查到这样一组数据：1937年8月20日（此时红军尚未改编为八军），南京即向红军发放“七九步弹30万发，七九机弹20万发，驳壳弹20万发，迫击炮弹620枚，手榴弹1. 5万颗。”

　　1939年，在陕甘宁边区附近不断制造摩擦，导致两党关系紧张。随后，蒋介石用断供来八军，他在1939年12月这样批示: “第八军未退出绥德开往河东以前，

　　八军开赴敌后作战以来，战斗日趋频繁，由于失去了国民的弹药支持，部队的弹药逐渐紧缺。虽然当时各个部队的具体弹药储备情况不一样，但由于补给困难，所有部队的弹药都开始捉襟见肘。

　　作为八军主力的115师，在平型关战役时弹药还算充裕。据时任686团团长的李天佑回忆，平型关战斗中每名战士领到了100多发子弹和两颗手榴弹，这对八军来说已经常豪华的配置了。

　　在老爷庙战斗中，686团的战士们为了日军抢占老爷庙制高点，竟然打光了全部弹药，战斗之激烈，是国内战争中少见的，部队弹药供给马上感受到了压力。主力部队尚且如此，其他部队的情况可想而知。

　　1941年1月，八军战士聂文魁只领到了5发子弹。在领子弹时连长还耐心嘱咐，要牢记“打”：

　　抗战时期的日军步枪兵，携带一种从1897年就定型的“明治三十年式弹药盒”。它有两个前盒，一个后盒。前盒分两个仓，每仓存放15发子弹，一共可带30发，两个前盒总载弹60发。

　　后盒是备用弹药，里边的子弹一般都是用油纸封着，底部有通气孔。一般情况下很少这个储备弹盒。后盒可以存放4个15发弹夹包，一共60发。

　　算下来，日军一个步兵的标准携弹量是60（2前盒）+60（1后盒）+5（枪内）=125发。行军时，他们还会再多带60~80发子弹。

　　这样每名士兵的携弹量就会达到200发，足够支撑两次战斗。而一个日军大正11式机枪组，总计携弹量大约450发。

　　于是，日本兵在八军眼中就成了行走的弹药库，他们非常重视缴获敌人弹药来补充自己。一段时间里，“缴获”成了八军的主要补给来源。

　　1940年以后，每个日本兵出动时携带的子弹数量都被严格，最多不超过40发。日军还严格控制伪军的弹药储备，防止八军从伪军那里获得弹药。

　　八军要想达成以上两个条件，就要在速胜的同时，尽量少消耗自己的弹药。但1940年之后，想做到这一点变得非常难。

　　1940年前后，鬼子开始在平原地区玩新花样——囚笼政策。他们在平原地区大城镇附近修筑碉堡，再用公把碉堡连接起来，

　　，以此来八军的活动。鬼子这样一搞，平原地区的八军，再以旅、团为单位活动就很不方便，只能以营为主进行作战。所以小仗打得多，大仗打得少，缴获也大幅下降。

　　、黄土岭战斗以及大龙华战斗等。不过，这些战斗中八军虽然能缴获一定的弹药，但自身消耗也很大，以下有一组数据：

　　由于前线弹药补充形势越来越严峻，在1938年10月的中央六届六次会议上，专门提出了

　　抗战时期的子弹壳，都采用黄铜制造。但在抗日根据地，既没有冶炼黄铜的能力，也没有足够的纯铜储备，所以无法生产子弹壳。

　　，也称“翻造子弹”。所谓复装弹，就是对旧弹壳进行修整，再重新装入火药和新底火，最后安装弹头制成的弹药。

　　。制造一发复装弹，需要一个废旧弹壳、火药、一枚重新制造的弹头。然后进行清洗、整形，退火，看底火眼、上底火、装发射药、装弹头、紧弹壳、弹口及底火点虫胶漆、检验、过全弹样规、滚光等几十道工序。

　　从1941年起，用过的弹壳成了八军的“战略物资”，各级领导都非常重视收集弹壳，也不断命令部队要

　　这一时期，收集弹壳成了上到，下到各师、旅经常提到的问题。八军在极其繁重的战斗任务间隙，还要千方百计收集弹壳。

　　八军的步枪手在转移阵地前，一定会仔细地将散落在周边的子弹壳收集起来，战斗结束后交给班长；机枪手因为要频繁变换阵地，因此在战斗中无暇搜集，不过在打扫战场时，其他战士会根据机枪手的回忆，帮助寻找弹壳。

　　一次在临沂附近，115师686团设下了一个埋伏圈，准备伏击一支日军。但进入伏击圈的日军兵力超过预期，因此我军没能全歼敌军，只能迅速脱离战场。

　　两天后，686团又专门派出一支小部队，返回战场收集散落在那里的弹壳。最后，400多枚弹壳被全部找到，交给了上级。

　　一些战士在战斗中发现，为了不让八军捡走弹壳，鬼子竟然也开始捡弹壳了；日军机枪手还在抛壳窗外罩上了一个布袋，把机枪抛出的弹壳一粒不剩全部带走。由此可见日军的狡猾和眼线之多。

　　部队搜集来的弹壳，都被送到子弹厂。这里有一些生产复装弹的加工机械，可以大幅提升生产效率。据当时参与复装弹生产的沈丁祥回忆:

　　除了在工厂大规模生产，八军还成立了复装枪弹小分队，他们携带成品弹头和简单工具跟随作战部队行动，

　　，直接供部队使用。很快，八军的子弹厂扩大到了两家。到了1943 年，单在晋察冀兵工厂，复装子弹数量就达100 余万发。抗战期间各兵工厂所生产的700多万发子弹中，大部分都是复装子弹。

　　中国作为火药的故乡，民间就能生产。事实上，根据地造子弹最初使用的就是老百姓土造的“黑火药”。

　　据军工人员回忆，这种装有黑火药的子弹在发射后，会产生浓烈的黑烟弥漫在战士周围，黑烟不但严重影响瞄准，还会射击，引来敌人的火力。

　　就成了迫在眉睫的任务。起初，军工人员获取无烟火药的方法是，拆解日军炮弹的发射药筒，取出装填在药筒内的无烟火药条，再将火药条剪碎，装填进子弹壳。

　　不过这种方法很快就被放弃了。八军缴获的发射药筒本来就有限，一部分还要给炮兵使用；而且拆解药桶还有巨大的性。

　　决定，自行制造无烟火药。1940年1月，在省唐县的一座村落里，八军晋察冀军工部在这里搭起了

　　从1940年8月起，八军已经能够批量生产硝酸和硫酸。晋察冀军区工业部技术研究室的三名同志，用自产的原料成功研制出了无烟火药，并很快被推广到其他根据地。

　　到1942年，已经有两个根据地成功生产出了浓硫酸，并随即制造出了无烟火药，他们还在此基础上制造了不同种类的其他火药。

　　一颗全新的日制6.5毫米步枪弹，弹头内装铅芯，外包铜制被甲。弹头的结构是在坚硬的铅制内芯外，再包裹一层柔软的铜皮。复装弹的弹头结构也是这样。

　　前文说过，八军本来就非常缺铜，而且也没有能力自己冶炼。要想制造弹头只能回收含铜的旧金属。他们发现，

　　军工人员先把收集到的光绪铜元进行挤压和敲打，制造出类似试管一样的铜制器皿，然后再往里灌入融化后的铅液，封口后就成了一枚弹头。

　　生产铜元弹头时，工人经常忙活半天也生产不了多少。技术人员于是想到了用骡马作为动力，驱动冲压机铜元。经过试验，这个办法取得了成功。用这种土办法的原材料，表面会出现很多细微裂缝，制成后的弹头表面也会保留这些裂缝。这些裂缝无法清除，只能在简单打磨处理后，交付部队使用，后来被人们称为“边区造”或者“红圆头”。

　　红圆弹在发射后高速飞行时，空气会从缝隙灌入，产生刺耳的呼啸声。高速空气还会导致铜皮部分剥落，露出铅芯。

　　因此，当红圆头弹进入人体后，开裂的铜皮在阻力下会碎成大量破片，铅芯也被挤出，在体内翻滚，很像达姆弹。所以，它造成的创口也远比普通子弹大得多，给鬼子兵带来了严重的心理阴影。

　　这就是前文所说的、被鬼子兵称为“要命的红圆头”子弹的来历。它实际上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出现的特殊型号，是一种应急产品；但它也是中民顽强抗战、不畏强敌的缩影。

　　对八军来说，弹药短缺始终是抗战时期挥之不去的痛。虽然根据地兵工厂的产能不断扩大，但毕竟不是机械化大生产，因此产能始终不足。

　　是早期八军弹药来源的主要途径；当国民停止发放弹药后，八军因为战场，缴获也越来越少，在1941-1942年度陷入缺乏弹药的困境之中。在困难中，红色军工自力更生，想尽办法生产自造子弹，让自造弹药的占比越来越高。到了抗日战争中后期，各根据地的弹药生产相对进入正轨，

　　从1943年开始，尽管依然受原料的制约，但八军兵工厂仍然在困难中，给部队提供了宝贵的弹药支持。

　　，为领导的游击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，也为新中事工业创业打下了的基础，给当下的现代化军工企业注入了红色基因。在抵抗外敌的艰苦条件下，人民军工一步一个脚印，走出了自己的光荣之。